在孙家这个革命大家庭中，我的二姑孙爱德，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。她利用做特别护士的身份，做通了当时的江南造船厂厂长的工作，让他配合工人护厂队，将工厂完好地保存了下来。解放后，她是上海市的劳动模范。她被调到北京在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北京医院担任护士长。因为中央首长的保健情况是机密的，我们一直都不知道，直到文化大革命中，她被迫害至死后，我们才知道了她曾经在北京为中央首长服务过。
我的二叔孙善模则服从革命的需要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财经大学，后来，就任后勤保障部主任，解放后不久就入了党，为当时江西财经学院的筹建和扩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
我的三叔孙佑世，因为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狂轰乱炸，毅然进入了空军，在成都著名的新津机场（可以停留美国重型轰炸机B29)的机场。担负着机场的无线电通讯工作，曾经支援过美军陈纳德的飞行大队和苏联援华飞行大队的工作。成都解放时他主动上交了一大批通讯器材，获得了一枚奖章和立功嘉奖。为几场的恢复做了许多他应做的工作。
我的四叔孙惠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爱国抗日，曾参加过汤池训练班一期的学习和工作，为党开展敌后游击队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陶铸同志还亲自送给他一本签了名的《资本论》（现陈列在鄂中烈士纪念馆）。
我的七叔孙佑国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培养了不少的飞行员，是香港两航起义的积极参与者。他在解放后，参加了为新中国开辟多条新航线的试飞工作，直到离休后，70多岁还担任上海民航总局的顾问。
2000年即将到来的前夜二十二时，上海东方航空公司在虹桥机场停机坪上举行了隆重、热烈的 “世纪首航号”飞机命名仪式。二十三时，“世纪首航号”飞机正点起飞，穿云破雾，飞向新千年。担任本次世纪首航的是东航一九九七年引进的空中客车A340飞机。
东航集团总裁李仲明亲自率领机组完成此次跨世纪飞行。参加此次特殊飞行的幸运者，除了二百位旅客，还有二十多位特邀嘉宾。他们中有全国劳模、空军试飞英雄邹延龄， “神舟号”飞船主任设计师方国隆，上海造桥专家朱志豪，著名导演谢晋，以及中国早期飞行员和空中乘务员代表。
原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、我的七叔七十六岁高龄的孙佑国，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.他心潮澎湃地说：“我为自己曾经是一名中国民航飞行员而感到无比骄傲，同时，我也感到十分有幸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即经历了中国民航的呱呱落地，又参与了她的成长、发展、壮大，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航跻身于世界民航强手之林！”
我的八叔孙摩西解放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。他年青时代就爱好体育运动，学生时代就是该校田径和篮球队的著名运动员。参加了上海市的篮球比赛。解放后，担任了学校体育教学及训练工作并被评为体育先进工作者。后又任上海市体育师范学校的校长。退休后，为曾经在上海市举办东亚运动会献计献策和工作过。如今虽然已经82岁高龄，仍然在为2008年在我国举行的奥运会积极献计献策。他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会的理事和各项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。他们一群老校友经常在一起举行舞会、郊游、茶座。生活得非常潇洒、自如。他还参与编写校刊经常与国外的校友沟通。
我的三姑孙美利是原来上海沪仁医院（现为上海仁济医院）的护士，
由于勤奋、好学，解放后经过进修培训被提拔为内科主治医生，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处工作。三姑父赵济年是我国保险业的专家，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任总工程师。他们的儿子赵振开是著名的诗人，曾经在美国多所大学任中文学教授。
四姑孙世德在日本侵占了上海后，她和四姑父王熹拒绝为日本人服务，也拒绝到台湾去能够加官晋级，他们一家去了澳门。临行前，她到苏州找到了不愿为日本人工作，不愿在铁蹄下做亡国奴隐居在苏州乡下的父亲——我的祖父。我的祖父在抗战前担任了英国大东、丹麦大北、美国太平洋海底电缆总公司的中方主任。日本人侵占了上海后接管了该公司，四处寻找他，多次给他发出请贴，邀请他出席各种宴请，希望他能够出任华中电信局局长。
我的祖父断然地拒绝了这些邀请,逃到了苏州隐居在乡下，四姑找到他后，告诉了他这些情况，并且说道日本人已经有些恼怒了.他们知道这样下去，迟早是要被日本人发现的。她毅然地将自己准备和四姑父王熹婚嫁的钱，支援了我的祖父，让他做盘缠立即逃到了大后方——重庆。临行前祖父也来不及向自己的妻儿老小告别。谁也没有想到祖父这一去就是漫长的八年离散啊！
到了重庆后，国民党交通部又任命他——我的祖父为成都电报局局长。
孙是SUN（太阳）的谐音，我们这个大家族和太阳一样温暖、发光。据不完全统计从祖父孙海霞开始到第四代已经超过200 多人了。真是兴旺、发达啊！到了第四代人的成就，就写也写不完了。我们孙家祖孙三代有如在革命的洪流中同乘一叶扁舟，迎着灿烂的朝阳永远向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