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传贤 (1891 - 1949)，本名良弼，字选堂，又字季陶，笔名天仇，晚号孝园。祖籍安徽休宁，后迁浙江吴兴，生于四川广汉，据说是清代大儒戴震的后代。

国民党元老里有两个人是自杀的，一个是被蒋介石誉为“文胆”的陈布雷，另一个就是“国民党的理论家”戴季陶。两位元老自杀的时间都是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夕，仅相差3个月，自杀的方式都是吃了安眠药就睡了过去。二老的自杀对蒋介石的打击是巨大的，以至于令蒋公“终夜唏嘘”，蒋公的唏嘘里恐怕更多的是对一个政权的叹息。

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有两个信仰的朝向，一个是属于传统社会框架下的信仰——儒教，令一个则是属于个人调节系统下的信仰——佛教、道教获其它撒满教；这样的信仰区隔倒是反证了儒教的核心地位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

戴季陶宣传儒教、笃信佛教而又面向新学。中国第一寺——白马寺的重修就和戴季陶有直接的关系，戴先生又是《共产党宣言》译本的最早策划人之一，给三民主义奠定理论基础并且注入了儒家理念也是戴季陶。

如果说陈布雷死得绝决，戴季陶的自杀则是早有预兆的。1923年赴川途中戴季陶就投过江，被当时的媒体炒的沸沸扬扬。1948年他先后两次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，所以才死在了陈布雷的后边。令人奇怪的是他对陈布雷的死法很不以为然，但最后的告别的姿势却又惊人的相似，甚至理由语言都惊人的一致，“灯枯油尽”。

昨天开会的时候，偶尔提到“戴季陶主义”，回来细想，发现自己对戴季陶的认识模糊得厉害，浅薄得可笑，并且认识的基础是党史课里对其人的评价。党史课里对所有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建立在党的需求基础上的，显然是不够公正的。于是，俺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对戴季陶的研究文章以及他个人的文章，一路读过去不觉已是深夜。

夜深的时候，思想容易跑马。至少俺以为戴季陶的自杀不是象某些文人说的那么艳情，他和陈布雷的死也不仅仅是对一个政权的绝望后的告别，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到更接近于静安先生的告别。

面对前贤，俺还是应该多一点恭敬。